北大苏力：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

中国

本期转发北大法学院(朱)苏力教授一个讲座稿。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东方学刊》惠允我们转发。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博雅讲席教授。本文基于作者在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在华国际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联合主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协办的“中外大学出版社学术论坛”（北京，2019.8.26）上的发言。

我们致力于为读者提供中外优质人文社科内容，包括我们的国际学者访谈和博士是怎样炼成的专题系列。欢迎继续关注和转发。

苏力：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

母语中出现土地、森林 

和最简单的火 

有些字令我感动

但我读不出声

——梁小斌《母语》（1）

No.1

首先，为什么中国？

在近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人文社科学人有多种选择。他可以向中国介绍外国学术成果，也可以加入西方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中，终身研究西方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但在我看来，仅就有学术贡献而言，更可能会来自他的本土研究，然后向世界讲述和展现中国的经验。因为这很可能是，或就是，他最熟悉最大量最丰富的经验，尽管他并不自觉，因为“日用而不知”。和物质产品的交换相同，各国各地人购进的通常是本地不产但对自己多少有某些意义的产品。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尽管他说的是文学，越是有地方色彩的，越可能是世界的。（2）某一地方的经验当然不一定对其他地方的人有意义，但如果有些意义，那就一定是超越地方的意义。国际学术出版，其实就是促成各地经验、智慧和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换。

中国文明是这个星球上产生的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且是唯一未曾中断持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文明不仅古老，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的巨大变革，完全可以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3）非但挑战了“历史终结”的信念和神话，也改变了近现代以来众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曾经的自我评判。中国人自古至今的种种生存智慧，无论凝结于何种形式，都可能有智识意义，起码有参考价值。且无论有无有效的国际传播，这种意义也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吸引了更多眼球，中国经验的意义也日渐增加，加速释放，不仅有了博学、观瞻和参考的意义，也不仅有学术、思想和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有了更多社会实践的意义。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4）

No.2

为什么“故事”？

以及什么意义上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与跨文化的理解有关。

有许多学科的知识可以借助纯理论思辨展开，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借助数学和其他众多自然科学。但人文社科研究会有不同，至少有些知识和学术一定是附着于本地实践、制度和文化发生的，很难简单翻译，往往不得不借助本地语境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理论才能表达和交流。即便有学者试图将之一般化、抽象化，力求将之纳入跨文化交流，但仍会有不少内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深嵌于其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

多年前，德国人类学家弗莱格就曾指出，民间说的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的是同一颗星（太阳系的金星），但至少在一些社会中某些人的心中，也即在两个不同语境中，是两颗星。（5）要理解天文学上的这一颗星何以在他们心中是两颗星，就必须理解在他们心中有关我们通常称为金星的这个星球的两个故事；而要理解为何出现在早晨和傍晚的“两颗”星其实是一颗，要么能理解并接受有关太阳系的理论，要么通过长时间的持续观察认定。又如中文“家”这个概念。无论 70年前中国人的“五口之家”，还是今天在中国占主导的“三口之家”，按中国古人的理解，都是“户”，在很大程度上，是秦、汉“编户齐民”的塑造。昔日农耕中国的“家”，费孝通先生曾分析讨论过，其实是小家族，是个绵延承续的事业社群。（6）又有，对在英文中统一归在 crime of passion范畴中那些伴随了强烈情感的犯罪行为，普通中国人至今仍习惯根据不同情况将之分为略带惋惜甚或褒义的“激情犯罪”、中性的“冲动犯罪”以及极端贬义的“兽性发作”，民众对相关行为和情感的不同道德评判和社会态度因此构建了三类犯罪行为。更有证据表明，就因对这类语词的选择，对一些两可案件的判决曾有过重大影响。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因此很难仅以语词的简单对应来准确理解和把握一些他文化的概念。在此，有效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理解者能否有效进入或想象一种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许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于一些故事，依赖一些关于他者生活生存的整体想象，这是理解所依赖的语境。对于西方学人，研究非西方文化的文化人类学是一个典型；但对于非西方学人，（西方的）古典学则是另一典型。

因为用某个特定文化中抽象或生发的概念、理论来讲一件跨文化的事会更困难，不仅容易简单化、教条化甚或意识形态化，甚至有人就希望借此来简单化、教条化甚或意识形态化。如，若仅用改革或开放，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那肯定是枯涩的，很缺乏智识和学术意味。除了支持了亚当 • 斯密当年的结论外，很难有更多学术意义，甚至只是符合了西方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情结。因为任何改革一定是具体的，在具体时空中以具体措施来应对具体的问题；不仅有一系列非常具体敏感的条件，常常也需要一系列精细的操作，有先来后到，甚至有不少预先没料到事后看很偶然的因素。“改革”这个词无法传递大量重要的因素，但一个生动的故事则可能传递更多丰富精微的信息。也曾有人把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儒家传统。这种话一般说说也可以，但很难当真。因为在相当程度上，除了保留了一些符号外，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走出，甚至是在努力走出发生于古代农耕社会的那个儒家传统。此外那些符号也很难说是儒家所独有的，例如家庭的意义。

因此要解说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只是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用中国经验来演绎例证几个西方的经典理论命题就能完成，确实需要在精细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生动具体的故事。不能选择性地讲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一定要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展开一个相对细致的故事。当然也不能事无巨细；想，也不可能。有意无意，都一定会有也要有剪裁。只是故事永远会比命题有更多寓意，尽管更多的寓意也可能导致困惑并增加交流的成本。

也应注意，在中文中，故事（story）这个词往往有虚构或编造（fiction）的意味。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学艺术作品除外，必须努力避免这种意味的“故事”。但也不是简单排斥想象和脑补。前面已说过，无论自觉不自觉，即便最注重实证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必定有剪裁，并在这个意义上会有虚构和创作。甚至历史著作如《史记》也有不少虚构，鲁迅先生因此称其为“史家之绝唱”，却又称其是“无韵之离骚”（7）——赞扬中隐含了限定，但也可视为批评。诸多社会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学者脑补出来的，特别是那些超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生命长度的长时段因果联系。首先肯定是某个人猜想，然后被“证实了”，或是回归分析相关系数趋近 1。也因此，亚里士多德曾根据历史记录的全都只是个别事实，而当时的文学旨在描述普遍性实践，因此认定文学更接近真实。（8）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尤其是社科研究必须坚持经验主义传统。不能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编好故事，编圆故事，一味演绎主观意愿，抒写个人的社会愿景。其实除了译作“愿景”外，vision通常译作“幻觉”。

No.3

为什么要“说好”？

强调要说好，就是因为目前说得不好，尤其是同中国的古老文明相比，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余年来的成就相比，不仅很难让人听见、听进去，而且许多时候，就像题记引的那几句诗表述的那样，几乎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曾有过的那种窘境：有些汉字，我们确实知道意思，甚至感动了，但就是读不出声来，或一直读错了。其实，2018年五四之前，在我心中，一直把鸿鹄（hú）之志读作鸿gǔ之志。此前我还曾长期把温情脉脉（mò mò）读作温情mài mài，直到有一天学生课后指出我的错误。这是 21世纪之前的表意文字世界中，很多读书人，尤其是京外的读书人，注定遭遇的尴尬。只是尴尬，我不认为寒碜。相比之下，拼音文字世界的读书人则一定会有更多与中国读书人相反的经验：能见字发声，却未必知其意。这也不寒碜。这与智力甚或知识无关，这只是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使用者各自难以挣脱的命运。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得不好，甚或发不出声来？最根本的原因是，目前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源自西方，许多概念、命题和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甚或西方某一国家的特殊经验。尽管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学者的努力下，基于中国经验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由中国学人撰写的也日益增多，但总体而言，很多中国故事和中国研究，对西方普通民众或学人，仍然是异己的，至少也是边缘的。许多看似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所谓中国故事，非但附着于西方学术传统，并因此是西学的产物，支持或验证的是西方理论。也因此，对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来说，这些来自中国的或关于中国的学术，讲的故事，在这个知识生产和话语交流的大格局中，几乎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有时真的只是一个文化多元的装饰性符号。在那些偶尔也会瞄一眼中国经验的西方学人看来，许多中国故事没啥新东西，没推进学术，更别说带来研究范式的变革。

我不抱怨，这很正常，因为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更关心眼前，不关心远方；即便也关心一点诗，那也会是本国文字的或译为本国文字的诗，很少有人关心原汁原味的远方的诗。

因此即便有西方学者的偏见，也不全是偏见，甚至主要不是。主要是因为许多来自西方社会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概念和命题与中国经验有距离；即便牵强附会，也很难有效解说中国的实践或经验。

最典型的，马克思当年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发生在西欧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却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小农如汪洋大海，很少工人。因此，在很长时间内，后来中国革命实践成功证明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曾被很多人，包括很多真诚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荒唐，因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9）但中国革命的胜利让我们今天完全不再为马克思本人的论断矫情；我们有了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

又如，根据其理想型法律分类，韦伯认为只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才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便如今在西方世界中更为显赫的英美法，也有悖韦伯认为理想的形式理性法律类型，属于最不被他待见的“卡迪司法（Khadi-justice）”。（10）中国法自然也被很多中国学人归结为“卡迪司法”。（11）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这个分析也算是逻辑很严谨，结论很雄辩，因此很流行；甚至 30年前，我也很相信。但韦伯的观点在经验上实在是一直麻烦不断。不仅在英美法世界受到质疑，（12）其实在韦伯故土，司法也有令人吃惊的反例。（13）在东亚，从日本开始，紧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都一再挑战韦伯的理论。于是有华人学者试图修正和补充韦伯的学说。（14）但这类努力，坦白地说，只是削足适履，其想说的不过是：韦伯的理论没错，只是韦伯或韦氏学人把英美或东亚社会的法律错误概括错了。

由于西方学术的强势，对西方的经验也颇有解说力，因此，许多源自西方的理论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是普遍规律。甚至为了审慎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必要首先假定其理所当然。但这样做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许多中国学人缺乏学术自信，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言必称美国。只会引述，无力分析；只会重复，无力质疑。习惯于用西方标准，学术的、政治的，来衡量、判断甚至剪裁中国故事，把中西的差异首先假定为中西的差距，自然无心也无力理解和整理中国经验。许多所谓的中国故事其实只是，常常是，或更多是，对西方理论的例证。当代中国诸多文科院系中，很大甚至最重要的一部分所谓学术其实是“学术进出口”，引介国外的理论，用中国经验附会，然后输出。中国非但不能表达自己，只能被表达，（15）而且常常被迫在一种特定且固化的中西权力关系位置中被表达。

没搞这种“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也未必更好。由于时代变迁和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故事的受众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有时即便学人努力了，也无法同当代中国或外国受众有效交流。他们或者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伦理话语表述，让时下的中外受众都不很明白；或是以当代政策宣传话语交流，不仅很难让人听进去，还可能令人猜疑；有时生硬的翻译语词还引发了非常不幸的交流误解。（16）这样的表述往往变成缺乏社会交流效果的自言自语。

其实，我相信，所有中国学人都渴望受众，中外受众。除了极少数意识形态至上者乃至逆向种族主义者，中国学人不同程度地都尽力讲述了他们理解的中国故事了。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时是发不出声来；有时，是由于信号编码的差异，发出的声也没能让外国读者听进去，听得明白，暂且不说接受与否。怎么办？

但在转向如何发声、如何说好之前，我得先说一句，要说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最重要的其实还真不是，至少不只是讲述，而是如何把当代中国的事做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故事总体上一定依附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繁荣和昌盛，依附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了这个前提，“说好中国故事”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才有中国故事的消费需求。如果当代中国做得很糟，就不会有多少中国故事的需求，也大大降低了说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今天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第二，是国际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北美大陆上早已灭绝的印第安裴奎特人，已没有任何必要说好他们的故事；即使有人说，也不是由裴奎特人评判好坏。新西兰毛利人也许有心愿说好自己的故事，但除了喜欢异国风情的游客外，有多少人真需求毛利人的故事？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说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却不是，或主要不是，或不仅仅在于赞美中国。我更看重中国故事中可能蕴含了某些知识和经验，具有更一般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可能为遥远地方的他人分享。这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或教训，或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我不是普世主义者，我说的只是可能。作为学人，我只是不愿从一开始就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我说中国故事，那只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对于某些他人，可能有某种学理的或启发的意义。

No.4

如何“说好”？

这主要是作者的难题，真正的难题。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最大特点之一也许是，有无限想象力，却很难实现。（17）他可以预设目标，精细规划，他也能想象成功，甚至犹如身临其境，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然而，不但努力了，也未必能实现；更多的情况是，一觉醒来，就放弃了昨夜令自己夜不能寐的激情畅想。这不仅是知与行的矛盾，也是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问题。在说好中国故事上，也不例外。

不能强求，这只能靠每个研究者、学人，甚至译者和出版商自己的努力，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即便如此，还是要努力，也只能努力，持续的。不仅要个人努力，这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尤其是人文和某些社科领域，从来都更依赖学人个人的创造力。但在今天，尤其是在日益增多的社科领域，以及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和市场之际，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协调和合作。

因此说好中国故事，其实主要不是“说”的问题，而是行动。但也还有些个人看法或许值得一说，供他人参考的，考量或经验。即便是老生常谈，也往往因为那颇为重要。

首先要理解中国，而理解的前提是热爱，而不是投机——搭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便车。这种热爱包括了纯粹因学术兴趣而发生的强烈职业偏好，但也包括了出于对中国的熟知、长期厮守而产生的甚至可能被指责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那份“偏执”。在特定意义上，“热爱”就是一种偏执，这种偏执不丢人。哲学阐释学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识发生和拓展都始于一种prejudgment，可译为前见 /偏见。（18）学人也只有和必须在一种具体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持续努力，也才可能有发现和洞见。至少有时，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场上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独自一叶孤舟，“出没风波里”（范仲淹）或“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即便“深藏”这一句有点自恋。

但也别以为只要执着、坚守、自信、努力，就会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这都不是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只是说别太计较最后的结果，尤其是个人功名。否则，就是机会主义，想“赌一把”。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但不仅在人文社科领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数学家张益唐的坚持。

只有热爱，也才更愿意理解，才能沉下心来理解，坚持以中国为本位，更建设性地从学术角度切入，深入务实，研究那些在中国才能更好更有效研究的问题，直到心中有了点干货，有了值得一说的故事。

但言说者也即作者还一定要有强烈读者感，要明白自己打算对谁说话，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甚至哪个国家的人），对专业学人还是普通读者，预期读者的年龄段、知识水平甚或性别、意识形态、文化前见 /偏见等因素。

若潜在的受众是中国人，作者可更多借助受众已有的各类中国经验，以各种手段唤醒和激活读者去“反刍”他们已有的各类经验；为他们提供一些可能的新立场和视角，勾连一些他们之前不曾想到的变量，让他们切实感知并明白历史和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实践中的 种种智慧。

这一点原则上对外国读者也适用。只是外国读者的经验更多受其所在国的文化塑造，因此作者在说中国故事时，必须有所调整。一方面，要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相关情况，特别是规定中国故事的那些非常具体实在的中国难题或麻烦（problems），读者才有可能在智识上有更多针对性，理解并跟上某个或某些中国故事的发生和演变的缘由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要借助那些高度直观的经验，借助那些源自欧洲但在过去几个世纪来已被全球分享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符号，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自然或社会科学的理论，包括那些往往反映了人类共通问题的童话和民间传说等等，为中国故事的展开铺路。

鉴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语境限定，要说好中国故事，一个重要考量也许应适度弱化传统中国人文话语的表述，更多并善于将其转换成社会科学的分析、论证和阐述。因为传统中国经典是高度精英导向，思想表达常常极为简洁，大量断言，很少细致的逻辑论证，往往直接诉诸读者的悟性。说是“诲人不倦”，其实孔子乃至后世中国的精英教育对学生要求历来偏高，因为他们要培养的只是极少数精英。这与今天中国学术和国际交流的预期受众，基本是中等资质的广大读书人，差距很大。这就要求今天说中国故事的人必须有所调整，许多话要说得更明白，必须有更细致的分析论证。要避免用中国习惯的套话。例如，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把儒家（其实很可能只是孟子这一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或理想，当成实然；因为别人都这么说，似乎也很符合自己的愿望，无意中就把愿望当成了一个社会政治规律，完全无视历史的经验，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哪个符合儒家的修身和齐家？但同样应避免的是，把对相关社会实践或历史过程的简单描述当成理论，或是把一个看上去不错的故事当成一种理论。理论必须有一般性；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至少必须给人以故事之外的某些启示。

弱化中国传统的人文话语表达肯定会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有时，这种牺牲是必须的，因为值得，因为这样说中国故事，可能收获更多读者，收获社会影响力。社会科学的明晰、精确和逻辑表达一定会牺牲丰富、复杂、饱满但往往因此不很确定的意涵。任何选择都伴随有放弃，会有所损益。

追求社会科学的表达，好处是让故事变成理论。理论的最大好处是便于读者将命题逻辑地展开，用来解说、处理与故事毫无直接关联的他或她身边的问题，故事中的经验可以成为一种工具，应对他或她的生活。这既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验证，也可能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移植和发展。中国经验可能因此被分享，好的结果甚至会消除外国学者可能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外来文化的神秘主义理解，改变那种敬而远之加怀疑的态度。

社会科学的表达绝不只是套用某些西方理论、概念或命题，在理论层面兜圈子，用中国经验来例证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重要，而是要更有效地“说好中国故事”，自觉从中国视角利用中国经验来审视外国人对其自我经验的解说，自觉用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来的道理来系统解说或重新解说那些已被认为有定论的外国故事或理论。西方学界对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的传统解说很多，有自然法与实证法冲突说，或黑格尔的伦理冲突说，或后来的女权男权冲突说，而借助中国儒家的视角，在一篇论文中，我认为这个悲剧最重要的寓意只是，在血缘关系紧密的农耕社区内，儒家历来强调的纲常伦理有无可比拟的重大制度意义。基于中国经验的这一解读，既是对西学经典的新解，也是对儒家经典命题的印证和支持。（19）思想开放，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不迷信名人，不迷信经典，不迷信通说，不死磕概念，最为重要。我们应当以务实的经验导向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术和理论。

虽然说好中国故事是中西文化交流语境下的要求，但对中国读者也应如此。作者首先应注意如何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全球化时代对中外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说好中国故事。如果一位中国作者不能让中国读者理解更多一些，看到更多一些，不能激活读者自身经历过的有所感动但尚未觉悟的东西，在同一个问题上不能比西方作者的解说更强有力一些，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好作者。中国作者应当成为好作者，因为他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书墨飘香的世界，更是一个全球竞争的学术出版 /商业出版的世界。

No.5

结语

以上所言，只是从作者方面讨论如何“说好”。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个故事讲得到底好不好，与作者的想法甚至努力不一定直接有关。最终还得从社会效果看，看能否有效影响读者。依据读者反应理论，（20）也根据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的众多经验，（21）这不是作者的意愿或努力可能有效把握的。重要的其实是读者，是读者的努力。这个努力主要不是阅读，而是阅读之后读者的实践，包括他的思考和社会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因此不可能过多指望被说的那个故事，也不能过多指望说故事的那位作者。

毕竟，“诗不会令任何事发生”。（22）

本文注释

(1) 梁小斌:《母语》，载《在一条伟大河流的漩涡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43 页。

(2)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致陈烟桥》，1934 年 4 月 19 日，《鲁迅全集》第 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81 页。

(3)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50 页。

(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

(5) Gottlob Frege,“On Sense and Nominatum,”in A. P. Martin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 191.

(6)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版，第 36—40 页。

(7)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35 页。相关的分析，又见钱锺书:《管 锥编》(1)，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272—273 页。

(8) 亚里士多德:《论诗》，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654 页。

(9)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曾批评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违反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 盟者”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卷 1(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2 版， 第 297 页。(10)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in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vol. 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976.(11) 参看，张伟仁:《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现代法学》，2006 年第 5 期。(12) P. S. Atiyah and Robert S. Summers, 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Reasoning, Legal Theory, and Legal Institu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13) Ingo Müller, Hitler’s Justice: The Courts of the Third Reich, trans. by Deborah Lucas Schnei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该书考察了纳粹德国时期大量法官是如何背离法条的常规含义，来适应纳粹的政治需求，特别是讨论了为什么会如此。但这种情况在德国战后也没有根本改变，一部影响广泛的小说和电影《朗读者》(〔德〕本哈德 • 施林克:《朗读者》，钱定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年版)同样揭示了严格遵循所谓形式理性的司法审判的弊端。

(14) 如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年版。

(15) 马克思:《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78 页。

(16) 例如，有律师用了在中文中略带褒义的英译词汇“激情”，而不是中文中更为中性的词汇“冲动”，来界定某犯罪嫌疑人的“杀人” 行为时，就曾引发民众的疑惑和强烈反感。见苏力:《轰动性案件的明智法律应对——以药家鑫案审理与辩护为例》，《河北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4 页及注 2。

(17) 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rev. and enlarge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9.

(18)〔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年版。

(19) 苏力:《自然法、 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 ? ——〈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 年第 6 期。(20)〔美〕斯坦利 • 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21) 例如，“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许多同志的学习......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 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的引用......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 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态度是非常有害的......”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97 页。(22) W. H. Auden, “In Memory of W.B. Yeats,” in Edward Mendelson ed. Selected Poems, New York: Vintage, 2007,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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